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８日，国民革命军警卫师和总统旅进入北京！
他们并不是来接收北京的，这不是他们的任命，他们承担着另外一项使命：
驱逐溥仪！
尽管满清已被推翻，但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小朝廷们，却还如同一个怪胎一样存在于北京的紫禁城里。
做为被推翻的朝廷，他们却依然享受着“清室优待条例”：
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五，德宗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怪胎，这根本就是一个怪胎条例！
满清已经被推翻，“皇帝”的“尊号”却不废，每年民国政府还要拿出四百万元来给“皇帝”花费。
普天之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现在大总统王恒岳来了，这个做人处事永远出人意料的大总统，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不久，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给予庙街之中国海军以全力支持，第二件大事，就是驱逐废帝溥仪！
满清尽管已经被推翻，但处在紫禁城里的这个小朝廷依旧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的！
溥仪的师傅们和太监们说，内地乡下总有人问：“宣统皇帝怎么样了？”“现在坐朝廷的是谁?”“真龙天子坐上了宝座，天下就该太平了吧？”
他的英国师傅根据一本他所谓的过激派的刊物的文章说，连最反对帝制的人也承认老百姓思念皇上，反对共和。因为那文章的作者自己就遇到过那一类的问题。
其实关于这一点王恒岳再清楚不过了，在没有任何其他“朝代”经历，又没看过什么是真共和的情形下，老乡们念叨一下“前清”，不过是表示一下对当前灾难的痛恨而已。
有个给直系军队做军装发了财的商人，叫王九成的，为了想得一个穿黄马褂的赏赐，曾花过不少工夫，费了不少钞票。太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散财童子。不知他通过了什么关节，每逢年节就混到遗老中间来磕头进贡，来时带上大批钞票，走到哪里散哪里。太监们最喜欢他来，因为不管是给他引路的、传见的、打帘子的、倒茶的，以及没事儿走过来和他说句话儿的，都会有成卷儿的钞票塞到手里来。至于在各个真正的关节地方花的钱，就更不用说了。最后他真的达到了目的，得到赏穿黄马褂的“荣誉”。
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奏折来。著名的绰号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
后来伸手要谥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损小朝廷的尊严，所以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以为限制。至于赏紫禁城骑马，赏乘坐二人肩舆，赐写春条、福寿字、对联，等等，限制就更严些，不但是王公大臣，就是一些民国的将领们也认为是最难得的“殊荣”。
那些官职较低或者在前清没有“前程”，但又没有王九成那种本钱，走不进紫禁城的人，如当时各地“商绅”之类，他们另有追求的目标，这便是等而下之求遗老们给死了的长辈灵牌上“点主”，写个墓志铭，在儿女婚礼上做个证婚人。
上海地皮大王英籍犹太人哈同的满族籍夫人姬陀罗，曾把清朝最末一位状元刘春霖，以重礼聘到上海，为他准备了特制的八人绿呢大轿，请他穿上清朝官服，为她的亡夫灵牌点主。
类似的举动也发生在当时一位所谓新文士、洋博士的身上。
有位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一边嘲笑他的中英合璧的“匹克尼克来江边”的诗句，一边又说：“不妨看看他写的东西，也算一种知识。”
溥仪因此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老实说，这和他挨个儿传见太医时的心理一样，不过是好奇而已！
有一天，在复议这好奇心发作之下，打了个电话给他，没想到一叫他就来了。在短暂的而无聊的会面之后，
胡适给庄士敦写的一封信上表达出了自己的感激，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
他的信中有一段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地！”
北洋已经失败了，北洋政府集体下野，北伐军统治了北京，现在的大总统叫王恒岳！
在这次政局变动中，紫禁城又发生了新的惊慌。
这次和张勋复辟那次不同的，是溥仪已经有了像庄士敦这样可以起保险作用的人，王公大臣们就请求庄士敦带溥仪到英国使馆去避难。庄士敦和英国公使贝尔利.阿尔斯顿勋爵商议了之后，回答说：“英国公使馆可以给庄士敦个人拨出一些房间，必要时溥仪可以作为庄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里面去，同时英国人又找葡萄牙和荷兰公使馆交涉好，必要时可以容纳皇室其他的人去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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