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躺在病床上的贝当爆发出无与伦比的能量，他在努力组织对前线的补给，凡尔登只有一条公路通往后方，沿途要经过一个叫巴勒迪克的山区城市，贝当在巴勒迪克建立了补给点。
巴勒迪克的这条公路年久失修，凡尔登战役爆发后，贝当派人紧急维修了这条公路，但是依然只能供两辆大卡车并排通行。
凡尔登爆发后法军部队只有700辆卡车，随后，贝当征调了法国境内的所有卡车，甚至连南部非洲远征军的卡车也被借走，最多时，凡尔登有3900辆卡车，贝当就是用这些卡车，将19万部队，和2.5万吨物资送上前线。
为了保障公路的畅通，贝当抽调了1.5万人，专门负责对公路的维护，抛锚的卡车被推下公路，扔到山沟里，高峰期每19秒就有一辆卡车抵达通过巴勒迪克，巴勒迪克这段公路在战后也被称为“神圣的道路”。
装满物资和士兵的卡车抵达前线，又装上伤员返回巴勒迪克，很多士兵没有外伤，他们患了一种叫“炮弹休克”的疾病，无法坚持作战，不得不送往后方休养。
“炮弹休克”这种病类似于战争综合征，病人的表现是终日昏睡、无法抑制的颤抖、身体处于半瘫痪状态，失去知觉、听觉、和语言能力。
不仅仅是大量法军士兵罹患“炮弹休克”这种病，英国远征军和德军部队中也有很多人感染，英国远征军中有3%到4%的士兵发生患病，军官的患病比例更高一些，达到10%，德军在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一年，就有1.2万士兵出现相关病状。
来自南部非洲的医生们马上对“炮弹休克”这种病进行研究，他们惊讶的发现，“炮弹休克”这种病和炮弹爆炸无关，和神经也无关，而是和堑壕战类似，是因为人类长时间处于战场条件下发生的精神失常，用“炮弹休克”这个词代表这种病是非常荒唐的。
针对这些病症，南部非洲的医生提出了全新的治疗方案，认为应该让士兵分阶段撤往后方休息，并对士兵进行心理干预，采用催眠或者谈话等方式，或许会有较好效果。
可惜的是，南部非洲医生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此时英国和法国的医生，都认为“炮弹休克”这种病症是一种精神疾病，甚至认为很多官兵根本没有病，而是故意装病，电击是他们最常用的疗法，不言不语的士兵被送进医院，医生对士兵进行电击，士兵受到刺激大喊出声，于是士兵就被认为已经痊愈。
这特么简直是一群法国杨某信。
磁爆步兵为什么是俄罗斯的专属部队，应该是法国的才对。
此时的士兵被分为四个种类，分别是健康的士兵、生病的士兵、受伤的士兵、以及逃避战争的懦夫。
对于大多数职业军官来说，精神紧张、神经错乱的士兵全部都是懦夫，他们命令这些士兵限期归队，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到前线，就会被当成逃兵进行惩罚。
结果“逃兵”的数量越来越多，到凡尔登战役期间，仅仅是英国远征军，就有2.4万官兵罹患所谓“炮弹休克”，情况越来越严重，英国和法国的医生不得不开始重视南部非洲医生的结论。
就在大量精神失常的官兵被当做逃兵处理的时候，来自南部非洲的医生尝试对精神失常的官兵进行治疗，年轻而又温柔的护士发挥了极大作用，她们的微笑是治疗精神失常的最佳药方，很多士兵在医院短暂休息后恢复理智，重新回到前线，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比以前表现的更好。
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贝当努力组织法军部队重组防线。
贝当和黑格不同，不会随意浪费士兵宝贵的生命，愿意和士兵同甘共苦，获得了前线官兵的信任。
在最困难的时候，贝当下令部队不得向德军的坚固防线发起反攻，一旦德军突破法军阵地，贝当允许法军部队适当后撤，然后再重组防线，这个命令被称为是“恐慌线”制度。
为了保证前线有足够的部队，贝当对前线实施轮换战术，法军在前线的125个师，有四分之三曾经在凡尔登作战，轮换制度保证前线有充满活力的士兵，老兵们也有了回家的希望，他们开始坦然面对死亡，作战的时候反而更加勇敢，德军的进攻逐渐被遏制。
法军逐渐恢复正常的时候，英军的混乱还在持续中。
新的总参谋长到来，并没有改变英军内部剑拔弩张的气氛。
保罗·科克尔被解职之后并没有离开法国，他依然是南部非洲远征军的参谋长，南部非洲远征军在法国的三个炮兵师，和南部非洲所有医生护士都只接受保罗·科克尔的指挥，不服从英国远征军司令部的命令，黑格刚刚解除保罗·科克尔在英国远征军内部职务的时候，已经后撤到迪耶普的野战医院甚至一度停止接收来自英国远征军的伤员。
野战医院的理由很充分，和绝大多数官兵一样，野战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也已经在法国连续工作了一年半以上，他们的工作强度和前线官兵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反而因为日夜不停终年无休强度更大，很多医生和护士一批批累到，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已经有六十五名医生和护士在工作中殉职，南部非洲卫生部部长德里克·吉布森在保罗·科克尔被解职之后很明确的表示，南部非洲的医生和护士，以及南部非洲远征军指挥官在法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协约国高层必须保证南部非洲军人的权利，不能伤害南部非洲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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