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震惊四座。这个时候，未来新月社的诗人代表徐志摩还在北大读书、闻一多还在做他的编辑、卞之琳才七岁，而张汉卿写作此诗时最忌讳的艾青同样只有七岁、还刚读金师附小…
从此，少帅不再是那个戏耍人间的风流公子，还有文采飞扬。京城人们的心里，那首传唱八大胡同的“好色歌”不过是一时戏谑之作罢了。也是，能写出这么深沉感人诗句的少帅，又岂是一般的风花雪月的情怀可比？
张汉卿的新体诗带给世人的震惊不是它有多么的好，而是太超前了，超前到世人对它怀着一种既感希奇又在习惯上很难接受，虽然它听起来这么的让人感到深挚。这个时代还没有形成欣赏它的氛围，只有两年后，确切地说，正史上的两年后，新体诗才正式亮出它的光芒。现在，报纸只是把它当作一则花编新闻，一则由奉天少帅引发出的激情而已。
正如周星驰的《大话西游》是在公映几年后才由北大学子挖掘出它的内涵而捧红一样，这首看似不起眼不应该引起波澜的新诗却同样在北大一群有心人中间被发现到宝了。
这个时候，《新青年》还只是综合性的评论刊物，创作并不怎么着重，除介绍一些欧洲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作家作品之外，刊登的小说及诗都还是文言的。直到民国六年初，李先生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先生的《文学革命论》，这才正式揭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
到民国七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白话诗词8首，是中国新诗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新诗。但是由于过于“白话”，这些诗在文学史上自有其意义，但在文学价值上，基本等于零。其他作者沈尹默、刘半农亦没有任何新意，他们对于新诗的创作，基本上还处于一个摸索阶段。只是因为他们强烈的认为白话文有其先进的意义在，完全可以替代文言文，自然对文言文中占有极大一席之地的旧体诗有了迫切的攻击欲望。
新诗初创阶段的努力，便以废除旧体诗形式上的束缚，主张白话俗语入诗，以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为主要内容。因此，当时也称新诗为“白话诗”、“白话韵文”、“国语的韵文”。可是零零散散的，新诗都不尽如人意。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一席之地的元勋们----陈先生、李大钊、钱玄同、鲁迅、胡适…，对于这一构想是深深相信并为之持续奋斗的，只是这摸索未免太让人着急了。
张汉卿的诗作，给他们徘徊在黑暗中的旅途不亚于点亮了一盏灯塔，原来新诗可以这样写，原来新诗可以一样有深度、有感情、言之有物！
有心人甚至翻出了张汉卿“出道”以来的第一首完全意义上的诗歌《面朝大海，花落花开》，力图研究这首新诗的出处、意义和划时代的号角来。尽管他们也扒出了他与朱家三小姐之间的往事，最终定义为新体的情诗----但无妨于它的伟大----原来新体诗写朦胧的爱情也会相当婉转！
当然也不全是叫好声，反对的声音也相当的大，只是因为张汉卿作诗时赈灾的背景，一些有良心的文人不愿意为此过分指摘而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张汉卿是官僚，不是文人。文人相轻，那是相对同行而言，为了一首半是戏作半是应景的诗歌，不值得大动干戈，这是很多人权衡之后不予一驳的态度所在，其实这种忽视也表明了一种态度。
倒是有一位张汉卿私下里极为欣赏的大儒公开表示了反对，他对张汉卿的诗作在崇尚新文化文人圈中传播极为不满，讥笑说：“新文化专用乳臭未干之新人，以掩饰于国学之无知。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新诗的‘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此公是惯会反潮流的，连袁世凯都敢三番五次地骂，还直呼“贱种”，何在乎一个张汉卿？他直接攻击新诗的话，就发表在《中西见闻录》上。慑于他的诡辩的名场和骂阵的能耐，没人敢直面锋芒。讲起来，他还是在北大一手捧红张汉卿的“恩师”咧。
张汉卿是谁？此时此刻，他才没有作为弟子的觉悟呢。尊重是一回事，文学理论辩驳是另一回事，连亚里士多德都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话，可见理不辩不明，中外自古有之。
在他的心目中，是极赞同温源宁在《一个有思想的俗人》里那句“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他没有同这位儒林怪杰直接打嘴仗的准备，那也不是他的强项，但总要辩驳一番的吧，不为新文化运动，也要为自己！他于是在《大公报》上隔空喊话，没有直接对战，却有旁敲侧击之力：“对辜先生的学问和崇华抑洋的见识理论，学良是一贯表示钦佩的。先生所著《春秋大义》，我们无不佩服，那你就更应该明白，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而你，却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诅咒我们中国人，有违先生向来之道，还请先生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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