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把口角之争上升到讽刺日本天皇的程度，张汉卿知道和日本人已经交恶，再想恢复到之前心照不宣的那种“蜜月”已经不可能。估计现在的日本政|府，已经万分后悔扶植便宜老爸并坐视自己壮大了吧？
当然不管怎么说，和日本人分手是必然的，只是现在做了，多了许多变数而已。之后，需要好好布局了。
看着别人脸色过日子毕竟不好过。要想彻底摆脱日本人的羁绊，非有一个稳定的政权不可。而要达到此目的，统一政令与军令是必须的。
在先后夺取国民军、晋军的武装之后，中华民国已经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不管怎么说，各方力量都已先后承认中华民国为合法政|府，不虞有人再用“护法”、“护国”等名义行分裂之实了。
至于西南诸省的割据力量，只是军事上的分离，在大义上还是遵从中央的，这样，外国力量没有理由介入中国自己的内部事务，现在，是完成事实统一最佳的时候。因此，在张作霖政|府合法性得到列强默认后，一场针对西南诸侯的讨伐在所难免。
前番全国各系大裁军，人民军只裁兵员不撤番号，为将来扩兵打下伏笔。而且人民军所裁兵员大多为东北军老旧军人，或是未及全员整编的旁支或降兵，对战斗力并无影响。在1924年末，张汉卿更将各地征召的新入伍士兵重新编入现役，并增加了三个番号：21、31、32军。
补充给华中军区的新21军，以宋哲元为军长，为进攻大西南作准备；31、32两个新兵军补入华北军区，以增强北方海上门户山东及青岛的实力。这一次反弹，人民军陆军达到了33个军。
当然，重新武装的师对外声称是作为“铁道兵”在各地作为交通建设来规划，算是战平两用。但是实际上是否如此，只有天知道了，因为它们的仍然算在军队的序列中。
地方上有建设铁路的需求时倒真的出动了部分人，但是驻扎在那些没有铁路或者规划铁路的地方，铁道兵平时干什么，没人有时间过问。
如果单单是官兵人数上的增加也没什么，可是如果看到几乎全部的军师长都是张汉卿一手带出或是亲手张罗的，便可知道这是一种何其强大的凝聚力。兵锋所向，上下齐心，不趁此良机彻底统一中国大陆，奉系都会羞愧死。
少帅有识人之明，这在他对各路降将的使用上即可看出。他不像许多老奉系如吴俊升等对其它派系的人马进行排斥，而是千方百计以个人魅力征服其主将，人尽其才，不问出处。最著名的便有鄂军人于学忠升为广州军区司令、蒋百里升任南京军区司令且后又改任国防部长。
其它的有晋系商震，冯系宋哲元、张维玺，冯系张自忠等四人向人民军输诚后均已升任军长；冯系孙连仲、刘汝明、孙良诚、佟麟阁，晋系傅作义（张汉卿特别简拔）均任师长一级主将。一时人民军内部人才济济，包容了民国军界各个派系内非常有名的人物，焉能不强？
孙连仲是河北省雄县人，幼时家中比较富裕，但他对读书不感兴趣，所以辍学投军，在冯玉祥部当兵。因为他个子大，身强力壮，又有点文化，所以得到冯的喜爱和重用，到1923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他已是冯部的炮兵旅旅长了。
张汉卿收归麾下后，在改良火炮及培养出一支规范的炮兵队全上立下大功，被任命为总装备部新成立的炮兵司令，全面负责火炮的改良及炮兵训练工作。
正史上刘汝明是以冯玉祥始、以蒋介石终的民国时期的一员战将。他出身贫寒，十几岁在天津的一家当铺里当学徒，16岁时因不堪店东的虐待，愤而出走，到冯玉祥部当兵。冯见他个子小，便说：“你个子太小，不合标准。”刘抗辩说：“我才16岁，难道我就不长了么？”
冯玉祥见他伶俐乖巧，便收留了他，让他当自己的勤务兵，没想到这个小勤务兵十几年来由班长、排长逐级擢升，到了1926年竟升迁到了师长，成为西北军十三太保中的五虎将！
抗日战争开始后，刘任六十八军军长，在河北张家口跟日军作战，所部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旅长以下十几个中级军官阵亡，蒋介石在武昌召见他时，除慰勉外，奖给他3万银元，他将钱全部发给了士兵。这样优秀的军官，只要在人民党的熏陶下，成为合格的政治部军官指日可待。
孙良诚则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一员悍将，在冯玉祥参加的历次国内战争中，孙部屡战屡胜，故素有“铁军”之称。正史上他的结局并不太好，一度沦为汉奸，尽管值得商榷。
不过在这个时空里，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有用人惟贤的少帅在，这员虎将可是大有用武之地。本着对历史“治病救人”的方针，张汉卿果断委任其为第7军副军长兼21师师长，调入武汉军区，准备让他担任进攻大西南的领头军。
至于傅作义，更不用讲。绥远抗击日军的名将，守城达人，在未来还是大有用处的。是时时人尚不知道其价值，所以当张汉卿“特旨简拔”直接委以重任后，傅作义感激涕零。目前他暂时在卫戍司令部担任24军72师师长，上任以来，训练士兵很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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