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的官俸。
而寇凖的职务则是宰相，月钱为二百两。
同时，因为寇凖还兼任着三司使、枢密使都职务，各自又分别可以领取到八十两和二百两。
而似寇凖这般身兼数职比较劳累的，按照大宋《职官志》的记载呢，可以额外领取一笔加俸，性质类似加班费、津贴之类。
这个数字不高，大概也就是一个月十五到二十两左右。
另外还会有三十匹绢、两百石粮食以及茶、酒、调料、木炭、丹朱等一应生活消耗品足量供应。
这部分，咱们就姑且作价为八十两。
那么合并起来，寇凖每个月可以从朝廷财政领取走六百四十两。
一年下来差不多八千两不到的水平。
这么一看，对比起清朝中后期，辄动一个一品大员每年光养廉银都好几万是不是有些不起眼。
但是账不能那么算。
清朝中后期的银子购买力已经是大打折扣。
《世界经济史》和《白银资本》中有明确记载，随着欧洲金本位制和联合银行的成立，当时世界上二十几万吨合近五十亿两的白银有绝大一部分，是在中国流通的。
换言之，清朝中后期银子的国际购买力已经非常轻贱。
而眼下寇凖每年八千两的俸禄，按照大宋眼前铜钱与白银的汇兑体系，是可以折合到两万两千贯到两万五千贯区间。
更何况，寇凖还有一百顷地的职俸田呢。
一顷地是一百亩，一百顷就是一万亩。
咱们权且按照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的记载来换算，一亩地可得米两石至三石，一年两熟统算为五石粮，一石二百文，这就是一贯钱。
一万亩一年就是一万贯。
寇凖是莱国公，赵恒给了一千五百户食邑，按照一户人家十亩地来算，这就是一万五千亩地的粮税不交国家，交给寇凖。
一万五千亩地年产就是一万五千贯，按照大宋十税一的比例，这一千五百户食邑每年就收一千五百贯的税，其他什么苛捐杂税就不算了。
寇凖是个好人，不会多收，咱就这么算。
那么总数统算下来，寇凖一年的总收入大概就是三万五千贯左右。
（这是书中的寇凖不是历史上的寇凖，历史上的寇凖没做过太师，也没那么早当莱国公领食邑。）
一个衙役差头虽然没有品轶职级，但一年也有一百八十贯的收入，和一个九品的吏目差不多。
那么两者之间的差距就达到了近两百倍。
有点类似于后世年薪十万和两千万的区别。
都是国家公务员，这差的也太大了些。
现在骆永胜把这一点提出来，目的就是控制一下这其中的巨大差距，尽量保持一定的公平或者维系到一个可供接受的范围内。
在这个框架约束下，四人很快就炮制出了一份大楚公员的俸禄表。
正一品月俸，文官四百贯、武官五百贯。
从一品月俸，文官三百五十贯、武官四百五十贯。
正二品，文官三百、武官四百。
从二品，文官两百八、武官三百六。
正三品，文官两百六、武官三百二。
从三品，文官两百四、武官两百八。
过了三品这个槛，文武的月俸下降有了一个断崖。
正四品时，文官二百，武官二百六。
从四品，文官一百八、武官二百四。
正五品，文官一百六、武官二百二。
及下依次每级递减二十贯到正七品，文官为八十贯、武官为一百四十贯。
从七品，文官七十贯、武官一百二。
正八品，文官六十、武官一百。
从八品，文官五十、武官八十。
正九品，文官四十、武官六十。
从九品，文官三十、武官四十。
还有便是没有品轶的公员和普通军人，都是二十贯。
按照这份俸禄草案，及时是不入品轶的公员、军人和首辅大臣的差距也才堪堪二十倍，比起大宋头重脚轻的巨大鸿沟要良性许多。
唯独有一点就是低品轶的文武官员，俸禄太高了。
大宋一个赤县的县丞，从七品的文官，月俸才不过三十五贯，而到了骆楚这里，却一口气翻了一倍达到七十贯。
还有一点就是武官的月俸涨幅最大。
以寇仲为例，他早前是右千牛卫将军，从三品，月俸不过一百二十贯还没有职俸田，在大楚这，从三品的武官却达到两百八十贯，和从二品的文官一边高。
这也是骆永胜做主定下来的。
“武官要打仗，会死人，危险性比文官要高，自然理应多一点。”
虽然提了俸禄，但是财政的状况反而会变的更良善，因为骆永胜决定着手裁员，精简大楚的公员编制。
在早前的大宋，单单光一个江西，就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官员胥吏三万两千七百余人，全国官员在景德四年时竟然高达五十七万八千余人。
这意味着全国每一百名百姓就要养一个官、养一名禁军。
这个比例乍一听似乎并不可怕，即使是对比后世，都算的上极其良性了。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更不能忽视客观的生产力条件。
这一时期，一个百姓的月收入很难达到五百文，这还是战乱前的洪州，更偏僻和荒凉的地方，百姓的收入可能只有一两百文。
把天下的百姓拉个平均数，三百文，一百人一个月才三十贯。
而一名禁军、一个官员，两人的月俸加在一起最少也得四十甚至五十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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