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上门的业务，并且是前所未有的大业务，白晓倩岂能不积极。
一接到电话就从医院往律所赶，同时让艾琳和施玲稚收集相关资料，以便接下来讨价还价，确定最终律师费用。
下午4点23分，除正在医院养伤的王中阳之外，思恩联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全部出现在数字电视里，韩均低头看了一眼笔记本电脑，似笑非笑地用英语问：“艾琳，这个案子应该有印象吧，记得当年你扮演过本案的控方律师。”
艾琳耸了耸，极其夸张地笑道：“这个诉讼让我感觉到时间流逝，难以置信，至少已过去八年，两个总统任期都应该结束了。”
施玲稚对此并非一无所知，而且刚才收集过资料，禁不住笑道：“马拉松式诉讼，碰到这么优质的客户，那几个家伙真幸运。”
送上门的客户正坐在老板身边，幸好说得是英语，不然人家肯定不会高兴。
白晓倩不想让人认为她们讽刺北华制药“钱多”、“人傻”，立马接过话茬道：“老板，你跟艾琳很早就接触过这起诉讼，了解情况，你们介绍一下。玲稚，你帮艾琳翻译，从现在开始说普通话。”
办正事要紧，施玲稚抓起笔道：“好的。”
怎么全是女人，破案要女警察配合，打官员要女律师协助，难怪要辞职，原来作风有问题。黎高官跟张厅长对视了一眼，不动声色坐在一边，想知道他们对案情到底有多了解。
韩均清了清嗓子，看着摄像头如数家珍地介绍道：“得益于日本企业因价格联盟在美被诉，中国维生素C生产企业迅速跟进，不夸张地说曾在美国呼风唤雨。2004年，维生素C全球产能12万吨，其中68%产能在中国，集中在北华制药、东北制药、东江集团等四家企业，美国85%以上的维生素C市场由中国企业占据。
但低价加疯狂扩大产能，负面效应迅即显现。2000年到2001年间，维生素C的出口价格从每公斤5.2美元一路狂跌到2.8美元以下，四大国企竞相压价，最后谁也没钱赚，于是联合定价的想法油然而生。”
北华制药代表不同意这个说法，忍不住纠正道：“联合定价是医保商会维生素C分会牵头的，协会隶属于商务部，相当于行政命令。”
“有所耳闻。”
韩均低头看了一眼刚上网查询到的材料，继续介绍道：“2001年11月16日，由这个隶属于商务部的协会牵头，包括四大国企在内的国内六家维生素C企业召开了一次行业会议，达成了维生素C出口价格方面的协议，决定限制产量，统一上调价格。
这次行业会议的会议记录，被美国原告律师掌握，成为这场反垄断诉讼中的关键证据。记录显示，参会企业一致通过了维生素C出口的‘最低定价’3.35美元，并约定限制出口数量。”
艾琳端着咖啡，一脸遗憾地说：“《谢尔曼法》第1条规定：任何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用来限制州际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是非法的。在本案中，被诉公司在相同时间内，以同样方式，在统一范围内设定相同价格，并通过限制产量来保持一定价格，足以说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价格共谋。
并且据我所知，此后几家被诉企业每年都会举行这一例会。原告在起诉涉案企业联合控制维C价格的诉讼过程中，作为被告方的中国企业也没有反驳价格共谋这一主张。所以原告有足够理由要求主张法庭依据《克莱顿法》第 4条，判被告承担其损害额的3倍赔偿，这还不包括惩罚性赔偿。”
果然对案情很了解，黎高官暗叹了一口气，依然没发表任何意见。
韩均接过话茬，继续介绍道：“医保商会的‘协调会议’很快奏效，从2002年到2003年底，维生素C出口单价迅速自3美元以下回升到6美元以上，最高报价曾高达15.82美元。2002年一季度，国内维生素C生产厂家的利润翻倍。竞争对手罗氏和日本武田公司相继停产，也是刺激维生素C价格上涨的一个因素。
尝到甜头，却不吸取日本同行的前车之鉴。医保商会组织的‘协调会议’，此后居然定期召开，一年一次。有详细会议记录，甚至作为成绩加以宣传。可以说在本案中，隶属于商务部的医保商会维生素C分会难辞其咎。
在过去八年的诉讼中，商务部力挺维生素C生产商，曾三次以‘法庭之友’身份提交书面声明，说明被指控企业的行为是根据政府要求实施的，试图使被告企业依据‘外国主权强制’原则免于法律责任，也试图使迄今为止仍在问中国人留不留辫子的美国人，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性。”
艾琳侧身解释道：“这恰恰为被告此次反垄断诉讼失败钉上了棺钉，这些中方认为合理合法的行为，在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美国人看来，是无可争议的价格垄断行为。可以说中国政府习以为常的所谓‘调控’，正是被告极可能败诉，并且极可能被判支付天价赔偿金的主因。”
白晓倩沉思了片刻，突然问：“既然价格共谋板上钉钉，那我们能不能在‘国家强制’、‘域外效力’和‘国际礼让’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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