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来到这个世界也有十余年了，在这期间他也在不断的适应和研究这个社会，试图抓住难得的转型期寻找一条适合大宋的康庄大路。随着研究的深入，从以前对儒文化的不赞同、甚至对有些理念持排斥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发现其中也有些道理。
首先宋朝开启了科举公平竞争的闸门，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个官僚队伍主要出自科场的选拔，他们虽有等级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地主阶级已无“士庶之别”，地权开始以经济手段频繁转移，地主、自耕农与佃户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
不仅仅耕地租佃，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也开始进入许多经济活动，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拥有迁徙权与流动权，促进了各阶层间的横向流动与上下流动。所有这些变化，已经催生了人们对平等的朦胧向往。其中宋学家倡导“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强调这种平等观。
在社会上，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思想受到挑战，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观念，赵昺以为这在近代公民意识出现前不啻是身份观念的革命，表达出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诉求。相对前代，这种平等意识是新因素，当然在他看来与近代平等观仍有本质区别。
其次相对于前代来说宋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兼容精神也遂应运而生。宋学在其创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颇具怀疑精神与创新活力。与此同时，对宗教和经世上颇能宽容并存，客观肯定别派可取处，使佛门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从儒佛中汲取养分，而最高统治者也以兼容精神处理宗教关系，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常态。而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也能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其它异质文化，产生新的文化。
此阶段的儒学从本质上来说也称得上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而在新儒学的重建过程中，赵昺也发现士人们崇尚名节操守，以此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自觉信奉“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士人的地位已经稳固，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开始出现，利弊得失往往藤缠葛绕共生在一起。
到了赵昺到来的时代，大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官场腐败，经济崩溃，世风日下，很多士人放弃了过去坚持的操守，转而追逐名利，甚至不惜出卖民族和国家。就他获得的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就精神遗产而言，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理学逐渐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发酵，最终成为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这些百余年积累下来的弊病当下统统转嫁到赵昺身上，他要有番作为，中兴大宋，就必须要对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进行改造。而此时皇权衰落，士人已经占据了朝堂，控制了民意，他的生存环境已是十分恶劣，自己想要做什么都会感到束手束脚。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以我们的理解就是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的；在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皆是皇帝的臣民，确有“家天下”的味道。当然这句话以现代人来解释也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关于财产权归属的描述，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宣示。
但宋朝的儒士们却有了另一番的解说，又使其涵义发生了反转：“盖王者无外，以天下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财物之在海内，如在橐中，况于贡赋之入，何彼我之云哉？历观书传，自《禹贡》以来，未闻天子有私财者。”根据如此进行阐释，那就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表示人民无私产，恰恰相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意味着天子无私财，而是以天下为家了。
再推论下去：既然天子富有四海、以天下为家，那么他便不得私敛财物，更不得挥霍无度。君主的日常用度，也非一家私事，而是公事，因此，需要接受政府的管制。用朱熹的话来说，“（君主）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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