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非夸张，一个人能够扭曲到什么样，看看朱祁镇就知道了，他做不出来的事情，估计没多少，认贼作父都毫无压力，卖自己的江山都毫无压力，其他的事情还有什么他做不出来的？
这位也是个奇葩了，不比完颜构差多少。
就在这种风波之下，时间慢慢过去，朝廷上下，不论文武，只要觉得自己有那么几分希望的，都开始上蹿下跳，四处钻营，这种事情不赶紧瞪起眼睛来还等啥？搏一搏，万一呢？
万一上面的人眼瞎，选了我呢？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心里，毕竟自己有几把刷子，大多数人还是有点数的，只不过是抱着侥幸心理罢了。
倒是内阁推荐的几人，李秉、白圭、王竑没什么动作，李秉、王竑赋闲在家，白圭则是通政司右通政使，虽然此时的通政使没多大权势了，但也算是一方山头了。
尽管三边总制非常诱人，但苦也是真苦！白圭虽有报国之心，却也不敢说自己一定就能办好这个差事。要把整个陕西给管起来，军政一把抓，没点本事可不行。
所以，反而是李、白、王三个最有希望的人在整个风波中岿然不动，反倒是那些凑数的在哪儿搞风搞雨的，整个朝廷被这些人给闹得乌烟瘴气。
这些跟张璟没什么关系，虽然这么大的阵仗是张楷这老先生因为他而弄出来的，但张璟并不会因此而心生愧疚，他现在哪里顾得上这个？
边墙的修建到了关键时刻，经过四个多月的修筑，已经近乎完工了。虽然是充分利用地形以及故长城，铲山而成，但有些关键的地方还是不能马虎的，不说包砖，起码也得夯土吧。这可是关乎将士的性命、百姓的安定、国家的安全，是万万马虎不得的。
张璟是运气好，遇到了一个张楷这样的搭档，非但不拆他的台，不跟他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反而无条件支持他。
这真的是张璟运气好，遇到了一个没有一身腐儒毛病的同僚，否则，张璟就等着各种扯皮吧。就算无法阻止什么，也得好好恶心一下张璟。
没办法，这是文武双方的立场决定的。大明的某些文官们干别的不行，但论起嘴上一套、做起来一套的本事，他们认第一，没人敢认第二。
嘴上是主义，心里全是特么的生意。让他们自我标榜，个个都是不世出的大清官，实际上呢？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家里的那万顷良田，谁给他们种？谁还卖儿卖女，他们家的下人从哪里来？
所以说，这是一个阶级离场问题。
文武之争也是一样，你武臣的权力大了，我们文臣的权力就会缩水，这怎么可以！亏谁，也不能亏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官老爷啊。
都是立场决定的。
而张楷如此支持张璟，一来，老先生并非真正的官僚，老先生是真正的士大夫，和那些只知道揽权捞钱的厌物天生就不是一路人。这也算是这个时代读书人的两个进化方向吧，一个自然是进化成张楷老先生这种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而另一种则成了令人不齿、只知利益的官僚政客。
二来，老先生的性格狷介清高，对于看不上的人，自然没什么好说的，但若是能入得了他的法眼，他可不会管你是文官还是武将，只要对了他们脾气，那就青眼有加。
不要以为如张楷这种老先生书读的这么好，能诗善文，就一定是顽固不化的书呆子。这样认为可就大错特错了。
越是老先生这样的人，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便越强，因为他们知道学无止境的道理，而且心胸开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并非是一句空洞洞的口号，而是真正的学问人所追求的探索、求索精神。
正如屈原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若是连这点胸怀都没有，怎么配谈“成就”二字？
而古代的读书人之所以被刻板的理解成抱残守缺的保守、不知变通、迂腐形象，只能说，如老先生这般，充满求真务实精神的、真正的读书人太少了。
或许这些人刚开始的时候，纷纷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但随着地位的变化、岁月的流逝，他们往往忘记了自己的初心，而变成了自己讨厌的颜色。
“东翁，”方言在徒弟的搀扶下，和张璟等人一起爬上了红山，红山虽然不高，但老先生年纪也不小了，而且跟着在野外熬了四个多月，别说老先生了，就连张璟都有些受不住了，“此处老朽已经看过了，若修筑哨台，规模太小的话，倒是没必要了。”
张璟当然知道，这里与其说是一座哨台，倒不如说是一处堡寨，皆因此处位置险要，控南北咽喉，北虏若想侵犯榆林，此台一旦修筑完成，北虏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自己的眼睛。
而且此地易守难攻，扼守南北咽喉，在此驻扎一哨士卒，便可以与榆林城形成守望之势。北虏若是想攻打此台，张璟便可挥师来救，届时里外合击，北虏定然是讨不了好果子吃。
而北虏若是敢绕过此台，直接攻打榆林城，那么此次守军完全可以截断北虏后路，让北虏进退不得。
要形成这等战略优势，就得看方言老先生怎么依据此处的地形，建造出一座雄关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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