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蒙古骑兵从南面出现时，所有明军都在心中咯噔了一下：蒙古人果然没走。
只有人在北线的高逸民略微有些诧异，端着望远镜楞了一会儿。
蒙古人没有直接从森林里跑出来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从林子到明军列阵的地方距离有点近，如果他们直接从森林出来攻击明军，虽然明军能得到的反应时间会变短，但同样他们也难以让战马助跑并提速，达不到冲阵所需。
倘若面对的不过是寻常的明军卫所兵，布日哈图显然不会介意这一点，因为只要蒙古骑兵在野外冲杀到他们面前，他们的士气就会自行崩溃，根本不必考虑什么冲阵速度不够这样的问题。
但此次出战的明军单从装备上就看得出来显然是精锐，那就不能指望打出砍瓜切菜一般的作战了，必须要把自己的优势完完全全发挥出来才行。
高逸民可以理解这一点，但他很意外蒙古人会选择在南线集结。
南线的守军是张万邦部，阵前高高飘扬的“辽阳左营游击将军张”字旗号老远就能看得清清楚楚，蒙古军中又不是无人识得汉字，他们没有理由找错对手。
辽阳本来没有左右营设置，辽阳左营游击、右营游击两个职务都是近期新增的，是为了适应辽东兵力再一次增长而出现的变化。其中左营游击将军便是张万邦，右营游击将军是马林，不过暂时还未到任——马林本在西北随军平乱，现在西北方定，他还有些战功要算，因此还没来得及赶过来。
张万邦的大名在蒙古就算达不到如雷贯耳的程度，至少也肯定不是寂寂无名之辈。两次大破蒙古骑兵于阵前，让他得到了“刺刀将军”的绰号，而且还是蒙古人叫出来的。
此番图们依旧瞄准张万邦所部而聚集于其南线，这个举动立刻就让高逸民有些警醒。
打仗这种事，绝大多数时候都讲究先打弱敌，因为弱敌更好击破，而击破之后则容易形成破竹之势，让对方来不及调整，兵败如山倒。
但也有些时候可以甚至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先打强敌，一举击破、震慑敌胆。大明开国之前，朱元璋上游有陈友谅，下游有张士诚，陈友谅强而张士诚弱，绝大多数谋士们都认为此时应该先打张士诚，取得苏杭富庶之地再与陈友谅争锋。
然而朱元璋不同意，认为张士诚盐贩子出身，骨子里是个小商人，虽然占据富庶之地，但只要没把他逼急了，他就不会轻易和人玩命。陈友谅则不然，此人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不知义为何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自己如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必不可能坐视不理，肯定趁机兴兵而来，到时候自己腹背受敌，败亡在所难免。反之，如先打陈友谅，则张士诚顶多试探着出兵看看是否能趁机得利，而绝不会死命来攻，因此朱元璋力排众议，坚持先打陈友谅，终于取得苦战得胜，为推翻元朝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朱元璋这里的先打强敌更多的时候是“料人如神”，还不算是一个单纯的战术问题，那么解放前红蓝战争时期的鲁南战役则更能说明问题。
彼时，宿北战役已经打痛了蓝军，也打怕了蓝军，正在进攻的蓝军各部，全都暂停了进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命令攻下涟水的整编七十四师，向北进攻。
然而张灵甫抗命不动，必须等各路援军到达后，才肯北进，而且各部队之间，紧紧地贴在一起，互相掩护着向北挺进。
当时，蓝军分布的态势为：南线的整编十一师在宿迁，整编七十四师在陈师庵，隔运河、六塘河与华中野战军6师、九纵、山野二纵、7师对峙。蓝党7军在泗阳、整编二十八师在涟水。
而西线马励武的整编二十六师和蓝党国防部配属的第1快速纵队己经突进到峄县以东，准备进攻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周毓英的整编五十一师驻枣庄，冯治安的整编七十七师、整编五十九师驻台儿庄。
宿北之战后，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到徐州与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分析当前的攻略态势。陈诚和薛岳认为：“东线兵团经过苦战连续占领了苏北的盐城、涟水，华中的赤军已经失去了根据地，只能向鲁南撤退，而赤军的山东军区，以山东半岛为依托，山东半岛深入海中，沂蒙、崂山等山脉绵亘起伏于其间，地形错综复杂赤军自称前后经营达八年，根深蒂固。
加以烟台、龙口与旅大仅一水之隔，易得外援，因此山东便成为赤军最优良同时也可能守得最久的根据地。山东之得失，在国内战局中，也便有决定性作用。”
陈诚和薛岳得出结论：苏北失守后，陈毅的山东野战军势么要死守山东。而蓝军完全可以采取“攻其所必守”的战略，与我山东野战决战。
与此同时，我军陈帅和粟大将军发现：敌整编七十四师与桂军第7军、整编十一师合兵一处正向沭阳进攻，企图夹击我军。
华中野战军在淮北与敌整编七十四师几次交锋，整编七十四师成了华中野战军的宿敌，华野上下都坚持要与整编七十四师决一死战，报淮阴、涟水之仇。于是，围绕“在哪里打，打谁”，华野与山野高层内部展开了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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