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瞧，这就坏菜了。
所以高务实很反感这种行政权力被分割，导致事权不统一，各地之间互相扯皮的结构。这种分裂造成了无法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各自为政，使各种事情陷入内耗，最终损害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
因此他一直认为，光是按照十三省来分司财权是有问题的，何况大明的行政结构也很独特，它在十三省之外还有两京(南直隶、北直隶)，因此很多专门的事项必须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统管，同时还得把两京的特权取消，一并来管辖。
当然，鉴于南京六部也有积极意义，高务实倒也不是说非要让整个南京六部完全变成养老院，只是必须把“南北并立”的局面改掉，明确以北京六部为主导，南京方面不能独外于天下。惟其如此，才能政令畅通，上下齐心。
这些道理对于高务实而言是无须解释的，他有这样的心思和举动也几乎是一种本能，毕竟红朝的经验摆在那里，好与不好自有效果说话。
唯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权力越大便越需要监管得力。眼下户部由他自己掌舵还好说，可将来万一他调任了，这样的一个大户部就千万出不得问题，否则一不小心，结果就是灾难性的。
不过他才上任两个月左右，朝廷的财政窘迫也不可能立刻就得到根本性改善，显然皇帝暂时还不可能将之调职，所以还不必过于着急，监管问题到时候再议也来得及。
当务之急，还是先把大户部的架子搭起来再说。
心学派在本次丁亥南察中，损失了大本营南直隶地区不少位置，士气方面比较低落。高务实这道奏疏上去，虽然申时行和王锡爵都大为紧张，外界对此也议论纷纷，但却没有形成太大的阻力。
次日一早，朱翊钧的圣旨就下来了，批准同意户部进行四侍郎制度改革，增设右侍郎两名，分管即将设立的审计署与关税署。
与此同时，圣旨中还明确要求户部尚书高务实尽快举荐两侍郎及十一司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各级官员，要求他与吏部商议之后立刻上报。如吏部与他有不同意见，则两种意见同时上报，“朕自有宸断”。
话虽如此，其实不管是皇帝还是外廷其他官员，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只是句套话。吏部乃是实学派自隆庆四年年初以来一直的大本营，杨巍虽然不能算是完完全全的实学派，但从一直以来的表现看，显然他不可能反对高务实的举荐，所谓意见冲突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存在。
这么一来，高务实位于昭回靖恭坊的尚书高府再次变得门庭若市起来，形形色色各类官员都想方设法希望引起高务实的注意——这多么官帽子掌握在他手里，而且一听名目就知道几乎全是实权职务，谁不想去分一杯羹？
不过很可惜，高务实府上“高挂免战牌”，门子客客气气告知前来拜访的官员们同一句话：“老爷交待，近来事忙无暇会客，还请贵客体谅则个。”
别说其他官员了，便是实学派出身的官员都进不了高府大门。那就没法了，大伙儿只好陪着笑脸，留下自己的拜帖告辞而去。
高务实倒也不是故意做作，眼下这种敏感时刻，他的确不便会客，否则你有你的渊源，他有他的关系，大家都跑来求官，高务实到底给谁不给谁？无论怎么做都不好，还容易遭人非议——这几乎是必然的。
事实上，对于分管两署的两位侍郎人选，高务实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决定。
主审计署的户部右侍郎，高务实打算举荐杨俊民，主关税署的户部右侍郎，高务实打算举荐赵于敏。
杨俊民字伯章，号本庵，乃是故兵部尚书杨博之子。其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拜官户部主事，历任礼部郎中。隆庆初年升为河南提学副使，万历初年曾任太仆少卿。其父杨博辞官退休，杨俊民也主动辞官，侍奉父亲回乡。
后来杨博去世，他在丁忧期满之后起为原官，今年丁亥京察正好考满，考绩为优，满足升迁条件。
高务实用杨俊民，虽然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派系考虑，需要将晋党继续团结在实学派内，并且保持其作为自己主要臂助的目的，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杨俊民本身精于财务。
这个年代的山西官员比较另类，其中表现优秀的大抵分为两种：一种精于边务，一种精于财务，杨俊民属于后者。
在原历史上，杨俊民在万里十九年至万历二十七年这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直官居户部尚书一职，只此一点便看得出他长处所在。
要知道，户部尚书这个位置可不好干，尤其是碰上朝廷用度开销巨大的年景，一个弄不好就是丢官去职，甚至被追究责任的下场。终明一朝，户部尚书“出事”的几率非常之高，完全称得上是高危职业。
杨俊民显然不算运气好，因为在他任职户部尚书的这段时间里，爆发了援朝抗倭之战。
虽说此战真正的军费其实是以朱翊钧内帑提供为主，户部只能算打了个下手，然而爆发这样规模且持续数年的大战，对于国内的经济也是有严重影响的。
杨俊民的功劳就在于，没有让此战严重影响道国内的民生，各项经济指数基本平稳，也因此他的位置才坐得稳稳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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