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驿站整体的情况，但光说整体不能深入问题的复杂性，还得单独具体的说一下这三种体系。
水马驿前面说了，分为水驿、马驿，水马设驿往往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两地之间正好是一天的路程，这在高务实初任广西巡按御史的时候就提到过。
也就是说，你今天一早从这个驿站出发，走一天，到下午的时候肯定能赶到下一个驿站。这两地之间的距离，马驿是六十到八十里，水驿是一百到一百二十里。这个时代骑兵部队每天行进速度一般是在七十里(不考虑特殊情况，比如精锐骑兵脱离辎重奔袭等)。
在没有改变主要交通工具的前提下，这个速度一直到后来抗战的时候仍是如此，而驿站同样遵循这个原则。
急递铺起源于宋，在宋朝叫“急脚递”。金、元沿袭了这一制度，并在元朝发扬光大，正式成为制度。明朝也继承了元代急递铺的制度，并将其再次发扬光大。
元代急递铺之间的距离尚不固定，“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则设一铺”，而明代则在洪武元年正月建国的时候就出台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
实际操作中，限于地形因素，当然也并非真的就如此整齐划一，但多数还是遵循此规定的。后世很多地方有一些地名，比如叫八里铺、十里铺、十八里铺、三十里铺之类的，大多都是这种急递铺的历史遗存。
递运所则是大明首创，其实就是把元代站赤中的牛、骡、驴、驼等几种站单独析出而设。前面说了，大明没有省一级的递运部门，所有的解运都是以州县为单位分开递运。
明初的时候就是如此，是以各地卫所的驻军来运送，后来朱元璋觉得这样容易影响地方戍军的战斗力，所以就单独设立了一个体系叫递运所，每个城池一处。
而平时所说的驿站，一般往往单指马驿，或者顶多加上水驿，而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驿站体系属于国家、朝廷，其设置的初衷就是为朝廷服务，可并非是为社会提供便利的，因此此时的驿站本身是不允许个人使用的。
大明的水马驿，主要作用是接待往来朝廷官、吏、兵(不是打仗的兵，算是通信兵)，而这些公职人员，需要拿一个驿符，这个是朝廷按需配发的信物。
比如说你是行人司的一名行人，这是明代的一个官职，品级不大，一般负责传旨——之前说过大明并不是由太监专门负责传旨——现在你是行人司的行人，你从北京出发，前往云南省城，给镇守当地的黔国公宣旨，告诉他说皇帝念沐公爷你久镇边疆功高劳苦，特意升官一级。
那么你在出发之前，就需要去兵部车驾司领取一个驿符，上面会写上你是谁，要去哪儿，办什么事，属于哪个衙门。这些都写清楚了，你才能拿着走人，沿途驿站才会为你服务。
具体来说格式一般是这样的，上面写着：“皇帝圣旨：公差人员经过驿站，持此符验，方许应付马匹。如无此符，擅便给驿，各驿官吏不行执法徇情应付者，俱各治以重罪，宜令准此。某年某月某日。”在这道驿符中间还画着一匹马。
然后从北京到昆明这五千多里的路，你大概要走两个月，其间换乘马匹、船只，包括吃住费用，都完全由各处驿站承包，你个人通通不用管。
如果你没有这个驿符呢？那很抱歉，你是不能使用驿站的。
当然，之前说过明朝中后期很多制度都被阳奉阴违搞得名存实亡了，驿符也不例外。不是说这东西没了，而是经常变成了一种礼物，成为居家旅行走亲访友必备。
比如徐霞客写他的游记需要满天下跑，其间就没少用这个——然而他并没有官职，理论上根本不应该能用上这个东西。
于是这样一来，地方驿站的经费一年比一年高，财政压力一年比一年大，最后崇祯说干脆把驿站取消一部分吧。
其实崇祯只是裁撤了三成的驿站，并没有废弃整个驿站体系。但是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有个陕西米脂县银川马驿的驿卒就失业了，没几天就干起了造反的好买卖——他叫李自成。
不过，这个问题在隆庆末、万历初的那几年得到了不小的改善。隆庆五年六月初二，时任太子伴读、假翰林院侍读学士、詹事府左春坊左谕德的高务实上了一道奏疏，叫做《为遵祖训原意请整肃驿站以纾驿路疏》。
经过一系列斗争和运作，最终这道疏文中提出的主要措施，基本在高拱、郭朴两任首辅的任期内得到执行。
这些措施之中最为关键的有两点：其一，取消驿站向地方征收税款、征发徭役的权力，由地方官府代收一笔驿税，该驿税根据驿站规模大小、设施好坏、人员众寡来定；其次，驿站实际情况的监督，一是由朝廷委派专员每年进行至少一次不定期突击检查，二是由当地官府切实督查。
当时高务实的这两个举措，最直接导致的一个中枢层面的变化，就是从那之后户部也涉及到了驿站的管理体系之内，驿站不再是由兵部单管，而户部的主要职责是包括查账在内的各项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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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明天去做核酸，确定阴性之后要回长沙，不然小家伙不满居家隔离时间就没法上学……希望排队的时间不会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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