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斐潜所在的后世，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物质和精神』，都要抓都要硬，而很可惜的是，这是华夏人在痛定思痛之后得出的结论，在后世之中依旧会有人忘记，就更不用说还在大汉的这个时间段了，大多数人都不是很清楚『物质和精神』的概念，更不清楚其延伸……
斐潜在转译轩，让郭图除了依旧对于西域的相关资料收集，也重点展开对于『可多之士』，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书籍相关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
或许有几分外来和尚的味道，但是实际上是因为在大汉的三四百年时间内，原本华夏的唯物苗子，已经被摧残歪了，死了，或是寄生在其他地方，就像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想要重新修补回来，还不如推倒重建。
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文献，无疑就是这个新房子最为坚实的地基。
因为任何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总是在已知的基础上，获得未知的知识，所以如何从已知正确的揭示未知，这，就是逻辑学的研究范畴。
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诞生，一方面导源于古希腊发达的辩论术，一方面直接来自于当时最盛行的几何学，他关于科学证明的论述正是从几何学的证明中抽象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演绎体系，先天便带着数学的严密姓和可靠姓。
古希腊，古印度，古华夏，几乎都在同一时间段发展出了唯物，辩论，逻辑的种子，但是古印度的种子最终长到了佛教身上去，而华夏的种子在一开始成长起来之后，就被统治者给压制下去四分五裂了……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认识真理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认识论的新途径，即我们还可以通过逻辑获得对未知领域的真理姓认识，这无疑是更客观、更少争议、更易懂得、更易传承的认识方法，也是科学体系建立的基础。
而对于华夏文明来说，正是因为逻辑学的缺失，才会使整个华夏后期的封建王朝陷入模棱两可与诡辩无常之中，全靠一张嘴，上下两翻皮，对错标准随便定，使得法治往往沦为空谈，一碰到事情就变成人治，上下左右的信任感几乎为零。
最为简单的例子，就像是有人当着他人的面说『量小非君子』，然后转头又自己嘀咕『无毒不丈夫』；要爬上去的时候表示『人往高处走』，然后转头对自己屁股后面的人说别爬了，因为『高处不胜寒』。
这种严重的精神分裂，就是缺乏整体逻辑性顽疾，行为逻辑随时随地处于一个可以分裂的，不能统一，阴阳状态之中，所以到了后世还有受害者有罪论，还有一个巴掌拍不响，有占便宜的时候什么要优先而在受苦受累的时候却表示别人要发扬风格。
正因为没有逻辑，才让华夏后续的社会观念当中是非对错，是那样的模糊。
不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要追求真理，就必须客观严谨，排除一切主观干扰，来不得一丝马虎。
这就是为什么华夏的文明诸子百家之后，便是再无百家。
因为只剩下了唯心。
绚丽之后，只剩凋零。
罢黜百家，扼杀了荀子的唯物学说，便扼杀了客观，独尊儒术，埋葬了墨子的逻辑学说，也就埋葬了严谨！
啥？法学？那是为帝王服务的，谈不上什么唯心唯物，他们是唯帝王。
这一次青龙寺大论，是不是可以再刺激一下华夏本土的唯物论？
其实有一个比较讽刺的事实，是比亚里士多德早几十年，墨子便已经建立了类似的逻辑体系。在《墨子》中，六篇论述组成的《墨经》，与其他各篇姓质不同，其主要内容不是政治伦理学说，而是科学定义和理论，可以使人通过逻辑方式，树立正确的观点，反驳错误的观点。
当然，墨子最后失败，不是失败在逻辑学唯物论上，而是失败在他反对统治者上，这个跟黄老是一个毛病，但凡是统治者存在的社会，就不会允许这样的理论流传。
像是亚里士多德一样只讲逻辑，那就可以保存下来，甚至在后来还可以被引入基督教的理论当中……
在后世近代西方思想涌动到了华夏之后，梁胡等学者运用西方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墨经》，才让世人明白，其实我们祖先的逻辑和科学思想，在当时的世界有多么先进。
可是到那个时候，感慨先进，伤感春秋，有用么？
还不如现在就做。
能做一点算是一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山之玉也可以攻石。
不管是石头木头，只要能敲动人头，就是好的。
斐潜之前也一直考虑这个问题，而很显然的，若是斐潜想要重新树立起墨子或是荀子的招牌来，儒家子弟一定不肯干，会反对，然后就进入了儒家子弟最喜欢的环节当中，也是后世杠精的先祖，纯粹为了反对而反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反对的是什么！
所以与其说重新翻开修缮墨子荀子的破屋子，还不如找个由头，让这些儒生自己去到被他们先辈毁坏的房屋之中去整理，去搭建起新的唯物逻辑辩证等地基来。
当然斐潜也知道，儒家当下的积习已深，整体学子的观念也不可能因为某些方面的冲击，而遽然改变，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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