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到1926年对于家住杭州的吴三省来说无疑是长久征战中难得清闲的时光，那段时间国共两党高层正紧锣密鼓的筹备北伐，吴三省率领的部队按命令在杭州驻扎，他便常常带着副官张起灵来吴家老宅子吃饭，吴邪也因此经常见到那个沉默寡言的军官。刚开始时吴邪总为编借口避开三叔给张起灵换药而伤脑筋，后来他惊奇的发现他们竟然相处的不错，比如他们都看《饮冰室合集》和《新青年》，一本《警世钟》被翻到不成样子。时常吴三省等的不耐烦，上楼催促时便看见两人各持一卷，一个靠在床上，一个坐在书桌前读的聚精会神。
那时公会的权力范围越来越大，城里许多做工的人都加入了共/产党，天天在街上宣传无产观念，就连伙计王盟的朋友也一个劲的游说吴邪将茶庄献出来，摆脱资本家的头衔。吴邪觉得好笑，在他的观念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总是要过日子喝茶的，都不做生意了拿什么革命呢？他不相信这些，便常常用老庄哲学来搪塞王盟他们，耐心的解释说：“大情之现，必以中和之声，我不反对你们革命，你们也别反对我卖茶，咱们互相不反对，好不好？”
这些话他是不敢对张起灵说的，尽管属于同一党派，但张起灵跟挥舞着传单的小伙计们不一样，他安静，内敛，从不参与街上形形色色的活动，吴邪很难把他和王盟的朋友们联系到一起去，他甚至不知道张起灵每天在做什么。有时他也好奇，捧着一杯茶问张起灵为什么你们党派的人要让大家无产，军官放下手中的书，从世界经济讲到历史发展的必然，看吴邪仍不明白，便换了种方式，说：“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为天下人建立一个祥和温暖的家，而不同党派都是通往这个目的地的不同道路，我们只是选择了一条最可行的。”
吴邪骨子里是个中国式诗人，他对宏观，隐喻的东西理解的特别透彻，但逻辑和细枝末节却能困扰他许久，吴邪打量着军官，摇摇头说：“但你跟别人都不一样。”
张起灵淡淡的回答：“本质一样，分工不同。”
吴邪好奇的追问道：“那你负责什么？”话音刚落军官的眼神里便带了戒备，吴邪只好摆摆手说不问了，张起灵沉默了一会，说：“吴邪，你有理想么？”
吴邪偏着头想了想，比划道：“我只希望天下太平些，杭州人还能过上品茶，读书的好日子，而不是每天这么闹哄哄的。到那时我想我能把中国的茶销往外国，祖父曾经做过，但现在兵荒马乱的，没人还想着进出口生意了。”他说着便想到以后，抓着张起灵的胳膊道：“小哥，你的理想呢？”
张起灵沉思了一会，轻轻的说：“秩序，和平和新世界。让所有像你一样的国民，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
吴邪忍不住追问道：“那之后呢，你会做什么？”
张起灵诧异的看了他一眼，没有答话，吴邪自顾自的说道：“三叔说你家也没别人了，不然等你完成任务后来杭州跟我一起吧？咱们可以赚洋人的钱，中国的茶比起日本和印度不知道好了多少，却偏偏运不出去。”
张起灵看着吴邪眼中的神采觉得不知该说什么，店老板的单纯使他感动之余隐隐有些辛酸。他不想再深谈下去，心说他们有着不同的使命，他怎么能跟店老板解释清楚他存在的意义就是流血和牺牲，用死亡来换取毁灭一切旧体制的契机？说到底一个生意人和一个革命党要走的路毕竟是不一样的。
张起灵把卷起的袖管放下去，慢慢系好手腕处的纽扣，这段时间他已经习惯了用一种放松的姿态面对店老板，但此刻他忽然觉得该防御些什么，他的手指在金属扣子上轻轻绕着圈，冷淡道：“吴邪，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店老板愣了一下，旋即又笑了，他顺手理了理军官袖口处的褶痕，目光清亮的看着张起灵：“但我们是朋友，对么？”
张起灵看着窗外不说话，半晌才转过头对吴邪轻轻的嗯了一声。
吴邪记得自己喝过的第一杯咖啡是吴三省带来的，那天全家人聚在客厅里喝茶闲话，吴三省掏出一只精致的铁盒，里面装着些褐色的粉末，佣人用滚水冲了一杯，家人传着尝味道。吴邪只抿了一口就皱起眉头，将杯子推给张起灵，砸着嘴说这玩意喝着像药。吴三省朗声大笑，说英国人爱喝这个，但他们也喝加了牛奶和砂糖的红茶。吴邪不解的嘀咕道中国人爱喝茶就是喝它的苦，加了糖还有什么滋味呢？
说话时吴邪的手边放着一杯新沏的龙井，茶烟袅袅，浮荡着丝丝清新的豆奶香，吴邪啜了一口冲去嘴巴里咖啡的怪味，摇头说只有地道的中国人才懂什么是好东西，茶性平和温文，从容不迫，于苦涩中坚守节操，清洁不屈如山中松柏。张起灵听完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吴邪熟悉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但他丝毫不以为意，只是走过去拍了拍军官的肩膀将茶杯递给他，说你别觉得我迂腐，仔细尝尝这水，里面有中国式的无所畏惧。
张起灵一直认为吴邪是个简单的人，但那天昏黄的灯光下，吴邪眼中的坚定让他看不透，像他说的话，古奥冷僻，每一句都像隐喻，又像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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